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视角下的北京高跷秧歌
2011年“北京庙会台湾游”艺术团五斗寨秧歌表演摄影田
秧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。秧歌广义上包括秧歌剧和秧歌俱乐部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形式。据说北京秧歌剧最早出现在海淀温泉是作为舞台表演。高跷秧歌俱乐部是一个历史悠久、规则严格的高度定型的组织。只是到了清朝中期才发展定型。过去，它是为宗教信仰而设立的，即庙会。现在北京非遗民间舞蹈中有两种高跷秧歌，分别是大栅栏的五斗寨高跷秧歌和王熙王高跷秧歌。围绕这两种古老的高跷秧歌的历史与现状，思考非遗民间舞蹈的保护与传承。
高跷秧歌老会的昔日辉煌
五斗寨高跷秧歌诞生于老北京发源的宣武区大栅栏。“五斗寨”原本是大栅栏地区一条街道的名字，现在位于佘家虎头。历史上，它不仅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，也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娱乐场所和众多的民间花展活动。因为花节创始人住在五斗寨，所以取名五斗寨高跷秧歌。五斗寨高桥秧歌社，原名“长生无国界，随心所欲，太平唱秧歌旧社”。它始于清朝乾隆年间(约1736-1796年)，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五斗寨高跷秧歌为慈禧60岁寿辰演出时，慈禧欣赏秧歌中“小头走”的表演，并特意赠送“皇储”以代替原来的“子毛”，从此一举成名。直到清末，艺术家、焦都参加过各种庙会。军阀混战时，花会活动处于低潮，民国20年后逐渐兴盛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协会会长李到新疆，把旅行前的道具全部卖光，停止了花展活动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由宣武区大栅栏街杨梅珠街的龙华刻字店、德胜轩茶楼、双顺马涌刀店、中信自行车店等发起。苏宝全(1923 -2004)和任凤瑞(1926 -1998)应邀传授秧歌技艺，继承了原秧歌老协会的传统，重新组建了该行。1978年后，由任凤瑞、张全增、王敬先等人组建秧歌俱乐部，命名为“宣武区业余高跷”。
五斗寨高跷秧歌是一种文桥，具有北京风味的特点。首先，表演特点以演唱为主，演唱风格丰富，运用北京腔，声音高亢委婉，锣鼓独特，形式多样。歌词的内容是劝人学习和做好事，或者是神话的传说，即兴作词，借景造情，有很浓的生活气息。秧歌社最早有十个人物，包括大头兴、小头兴、吴凡、范文、樵夫、二公、丑鼓、军鼓、渔翁。字符是《水浒》中的各种字符。比如大头星是宋武穿的，小头星是颜青穿的，吴凡是善良穿的，二公是孙二娘穿的。五斗寨秧歌除了踩高跷，还有地阵表演，其中地跳是一大特色。在大头星的指挥下，改变了各种队伍类型和表演，换了锣鼓。
北京还有“世界第一会”的美誉，曾被黄辉誉为“世界第一会”。西北旺寿秧歌始建于清嘉庆六年(1801年)，至今已流传二百余年。相传村民郝大钊向关大师许了愿，便接了上去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被封为颐和园，后传八代。目前有50多个公理会，皇家龙旗至今保存完好，在北京非常罕见。这个高跷社也属于文桥，有十二个角色。据说是由十二个精灵改造而来。秧歌的特点是扭摆、调笑、走阵、荡山等表演，隔一段时间展示一些个人技巧。西北王高跷的表演可以分为三种形式：走街串巷、大场子表演和小场子表演，给人一种安静、优雅、和谐的感觉。社会上有50多首秧歌，曲调高，韵脚长，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。
五斗寨和西北王翘秧歌都起源于北京，都以其高跷闻名于世。他们在民间有着200多年的光辉历史，两人都受到了皇室的赞誉。慈禧上台后，五斗斋名声大噪，王翘西北秧歌也被皇家学会封杀。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高跷秧歌不仅具有高跷秧歌的一般特征，而且在历史上以演唱秧歌歌词和段落为主要内容。每个角色的唱、读、做、演无所不包，就像民间戏剧的场景一样。表演题材广泛表达了世俗的阶级生活、忠义英雄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等传说、历史典故、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，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娱乐形式的多样化，两者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。
高跷秧歌的传承现状
作为北京的非遗高跷秧歌，两个秧歌俱乐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，但都面临着以下问题。
高跷秧歌不能适应年轻人的喜好，不能作为爱好广泛传播。在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影响下，大多数年轻人对传统的高跷秧歌失去了兴趣。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，很多父母爱但又害怕孩子因为练高跷而受伤，认为高跷是一种危险的活动，所以很少有孩子学高跷。随着老艺术家年龄的增长，高跷唱功和表演技巧无法传承的问题越来越突出。高跷秧歌的外观没有舞台精致漂亮，所以年轻人觉得很没有吸引力，不愿意学习。
高跷唱法口语教学基本失传。北京高跷秧歌的共同特点是高音高，表演精彩，只用打击乐器伴奏。演唱的内容是通过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等。宣扬忠孝节义，具有良好的学习和教育意义。而秧歌演唱的表演是需要经验的，有些是靠口耳相传的。因为它的唱法难学，节奏慢，不被现在的年轻人接受，导致秧歌的失传。
面临保护与创新的发展瓶颈。北京薛明艺术团作为五斗寨高跷的传承团队，于2004年与张全增会面，艺术团组织了7名有基本功的学生参加学习。当时张全增的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口述学习秧歌技巧、摆拍和角色表演。学习表演的实际掌握程度与原来的口味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由于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，高跷秧歌的传承已经无法恢复花展的盛况。不知不觉中，高跷秧歌的表演削弱了传统的歌唱和表演节目，五斗寨高跷秧歌停止了舞蹈，反而增加了舞蹈表演的性质。目前西北王高桥唱的秧歌大部分年轻人听不懂，现在传承也削弱了唱功。只有妙峰山越来越香的时候，你才会唱一首叫《小五巴德》的歌
高跷秧歌的传承削弱了历史的民间功能。随着城市的商业化进程和乡镇街区功能的变化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五斗寨高跷秧歌一直面临着无活动场所、无后继者的问题。海淀区西北王村的高跷秧歌是以村落活动为基础的，秧歌节是从这个村子的关帝庙兴起的。数百年来，它一直在关帝庙周围的街道上行走。目前，该节日的成员大多在50岁以上，只有少数在30岁以下。近年来，由于村庄搬迁、土地占用等原因，原有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虽然村民对关帝庙进行了修缮，但由于一些政策和机制，关帝庙一直没有重新开放。就这样，高跷秧歌的活动被简化为小区门前马路上的表演，而传统的参与开车、上香、踩街等仪式逐渐被遗忘。目前只看到了广场上的高跷技巧。
高跷秧歌的保护与发展前景
2005年五斗寨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，大栅栏街道办事处、原宣武区文化中心和北京薛明艺术团共同制定了三年保护规划，通过整理文字档案、视频和音像资料，集中保护五斗寨高跷秧歌的相关资料，为教学技能的不断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宣武区文化中心和大栅栏街积极提供表演市场，尽力为五斗寨高跷秧歌的传播提供展示平台。通过利用媒体开辟宣传渠道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传播。薛明艺术团还积极协调中小学，开设第二课堂传承高跷秧歌，提高学生对传统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兴趣，弘扬北京非物质舞蹈文化。三年来，通过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北京薛明艺术团以自己的团队积极修复五斗寨高桥秧歌。五斗寨高桥秧歌是一种以歌唱为主的文桥表演形式，这部分是最难通过口语教学掌握和学习的部分。年轻演员不能掌握歌唱技巧。田老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在继承中大胆创新，在表演中刻意添加技巧、姿势和舞蹈。薛明艺术团在申请世界遗产后的三年里，先后访问了埃及、法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，并在奥运系列演出中首次亮相。如今，薛明艺术团没有继承人，也没有表演团队。田老师与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(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)的老师交流，希望与学校在舞台创作实践中合作，以舞台剧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五斗寨高跷秧歌的历史和价值，让高跷秧歌以人们喜欢看到和听到的形式展示高跷秧歌的历史繁荣。用更精致的舞台服装和戏剧表演形式在传承中表演、创新、传播，把这种“绝活”变成通俗的艺术形式来传播。
申请世界遗产后，王杲西北秧歌整理发掘了史料和高跷技艺。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关注下，对高跷秧歌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对高跷技巧和演唱方法进行了记录、绘图、录音和拍照，并编写了一本关于西北繁荣高跷秧歌的专著。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，高跷会与附近的中小学接触，尝试将高跷列为体育课的内容。如今，西北王杲秧歌的传承打破了家族、村落、地域的界限。海淀区计划以关帝庙为中心，建设庙儿山周边地区，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、教育和活动基地，合理规划，建设街道公园或文化广场，建设包括高桥秧歌在内的传统文化生活保护基地，创造新的社区文化空间，希望为更多的人提供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
要解决高跷秧歌技艺的传承问题，就要为高跷技艺的传承开辟新的空间。区政府非遗产管理部门和传承人尽可能的缓解场地和资金问题。但是，群众的影响和后续势力的发展仍然是难题。说起高跷秧歌的成功案例，婺源高跷秧歌团成功实现了产业化。当时婺源从东北聘请专业高跷秧歌队在婺源演出，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兴趣，青少年开始学习踩高跷、跳秧歌。后来又高薪聘请了十几个高跷艺人在婺源教高跷秧歌表演技巧。经过近半年的免费培训，近1000名6-60岁的人积极参与了研究。婺源高跷秧歌艺术团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，目前仍活跃在市场上。
高跷舞是一种重要的民间舞蹈艺术，将这一传统艺术活动融入当代生活，对弘扬京味文化、促进全民健身、丰富人民生活、创造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重要意义。高跷秧歌要发展，就需要将艺术融入生活，使其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趣味，实现其表演价值。比如在中国选秀节目中非常受欢迎的秧歌队，就是结合了现代舞的表演，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心理，让他们乐于学习和欣赏。此外，专业表演团体的表演和宣传，以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关注和研究，除了保留其独特的技术和风格外，也是不可或缺的传承力量。只有社会各级力量形成合力，才能为它在群众中的普及和复兴做出重要贡献。
作者是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(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)
本项目资助：2019年北京研究基地开放项目“北京五斗寨秧歌传承人口述历史研究”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JXJD-KT2019-YB05
保护借鉴和展望:杨晓军